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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所以很快，马在海的说法就开始站不住脚了。

    我们在忐忑不安中，又安静的等待了五六个小时，雾气却仍旧弥漫在我们的舱外，一点也没有消散的迹象。

    这时候，之前那种似有似无的恐慌，就逐渐变成了现实。我们开始不得不承认了这样一个命题：这浓雾有可能短时间内不会消散了。

    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，承认这么一个命题，相当的痛苦，这就是意味着我们的撤离计划一下子无限期的延迟了，但是我也知道这时候再干等，那就是把头埋进沙子里的鸵鸟。

    此时我们再次合计，十多个小时前干劲冲天的那些说辞，计划，现在看来就像是笑话一样，这样的境遇颇为尴尬。

    副班长和马在海对我说我们是不是要有耐心，现在想这些会不会是自乱阵脚？我对马在海他们说，我们得面对现实，看样子，只要水闸不关，这雾气只会越来越浓，不可能消散了。那样的话，我们必须采取措施：一方面我们要分配口粮和水，尽量延迟生存的时间，希望能等到雾气散去，一方面也要积极的想办法。特别是第一个措施，就算雾气一个小时后可能散去，我们也得做好他一个月后才散去的准备。

    我说完这个，马在海的脸色就很难看，他对我们说，其实，口粮的问题还可以，他们带来的几只包裹里，有足够的压缩饼干和蔬菜，因为他们当时是急着救我们，所以大量的装备都丢弃了，只把食物带了过来，主要的问题是水，他和陈落户，两个人只有两个水壶，其中一只还不是满的。

    我听完这个，心直往下沉，喉咙一下子感觉到干渴起来。当时在入洞的初段行军的时候，也想过实在没水的时候要喝尿，顿时心里犯堵，心说自己当时他妈的也真是缺心眼。现在是现世的报应。

    当时我们的裤管早就干了，不然还能拧出水来，我脑子转的飞快，但是没用，很快就绝望了。

    在我的记忆里，同样被困住的经历并不多，最危险的一次是1959年在川东，那时候我才参加工作，当地地质局组织了一个洞穴勘探，我们被涨水困在了一个气洞里三天两夜，好在水最后是退了，不过，当时我们有十几号人，干粮和水都很充足，最缺乏的是经验，所以哭鼻子的一大堆，现在倒好，经验丰富了，没水，这实在比哭鼻子要命的多。

    这时候马在海说，要在这个密封舱里呆到雾退，我们恐怕要很大的运气，如果能到达其他地方，说不定还有转机，比如说可以找到老旧的水管或者蒸汽管道，里面也许有水？要不要试一下？

    我心说这里哪里有这样的管道，只见他蹲了下来，指了指踢脚部位的通气口，说这里的通气口联通着气滤装置，这是二战时候德国人使用的技术，后来被苏联学去了，我们现在的地下工事大部分是这种装置的改良，这里面也许有水管。

    我似乎是看到了一线生机，但是这管道口窄的只能放进去一个脑袋，人怎能钻的进去？

    马在海说他个子小，应该问题不大，说着就趴了下去，先是拆除了防鼠网，然后试探着自己能不能进去。

    我也趴了下去，一看就知道不可能，这洞口的大小已经宽于马在海的肩膀，他到底是个男的，当兵的骨头架子大，如何都挤不进去。而这个通气口，怎么看也不可能通过任何人。

    马在海滑稽的做了很多匪夷所思的动作，然而他的脑袋也只能侧着探入，身子丝毫无法进入分毫，最后他扭伤了脖子，只好退了出来。

    其他人，陈落户脑袋很大，我是个大个子，副班长脑袋上有伤，而袁喜乐就更不用说了，这个提议算是白提了。

    我沮丧的坐在地上，几个人都不说话，一边的陈落户更是脑子有问题的把自己的水壶抱在了怀里，似乎怕我们来抢。

    我没心思去理他，脑子一片空白，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“啪”的一声，雪上加霜的事情发生了，密封舱里的应急灯突然熄灭了，我们顿时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，显然是电线终于老化烧断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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