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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甚至在恶果显现之前，本来还在观望的中小型企业，第一时间选择了倒闭、关门。

    武汉三个工商区，先后出现了“倒闭潮”，这不是靠行政命令可以扭转的，哪怕武汉方面超发货币，也不过是饮鸩止渴，大企业家拿到钱之后，只会笑纳，而不是将其转化为员工福利。

    实际上也是如此，如果武汉真的按人头发钱，其实并不会出现恶性通货膨胀，之所以会导致物价上扬，是按人头发钱的模式有极大问题，武汉国民议会是将超发货币给了资本家、工厂主，期望以点带面，

    可现实不会按照任何一种想象出来的规律运转，资本家、工厂主拿到“救命钱”“救市钱”之后，第一时间揣腰包，留给底层工人的数量，少得可怜。

    需要钱的人依然没有钱，想象中的资本家、工厂主再次分配救济没有发生，那么整个市场，完全无法挽救。

    湘北地区的地主士绅，普遍受教育较高，也普遍往来于武汉和长沙。

    两地的情况，都是心中有数的。

    和武汉国民议会不同，“劳人党”严格来说，一直都是按人头发钱，票证和实物货币、家庭日常需求物，其实在这时候就是现金。

    然而“劳人党”治下并没有出现恶性通货膨胀，这一点，其实王角自己也搞不懂，但是湘北那些消极对抗的地主士绅，反而看得更明白一点。

    因为如果换作是他们，从票证入手，至少有十几个环节可以让他们上下其手大捞特捞，更不要说以往作为底层官吏的帮办、帮闲，那种派发的家庭日常必需品，最基本操作就是“倒尖”。

    所谓“倒尖”，不同地方有不同的说法，但是湘北，就是赈灾粮一斗冒尖，小吏上去就是一脚。

    把尖尖的粮食提得撒了、倒了，剩下的，才是领救济灾民的。

    而倒了撒在地上的，便是他们得了。

    “劳人党”在诸多环节直接断了念想，这就出现了明明应该是货币超发甚至是滥发，结果并没有出现物价飞涨、钱不值钱的状况。

    没有中间商赚差价，又有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，老百姓手里的那点票证或者实物货币，自然也会拿来改善生活状态。

    哪怕只是储蓄，“劳人党”掌控下的银行，也不会说捐款跑路。

    其中的特点，说来说去，便是信心二字，而这，便是在唐烎负伤考察湘北地区之后，很大一部分地方士绅终于选择合作的根本原因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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