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蒙鏖战在襄阳 忽必烈定策无遗策 蒙古国迁都于大都-《宋末群英传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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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说完,当廷设立了十路宣抚司,并命令各路宣抚司挑选通晓农事的人当劝农官。又以姚枢为大司农,并在各路设立了劝农司。从朝廷派出八名通晓农事的官员为八路劝农使,由他们分头去考察各地的农业生产情况。又起草了官吏升降的条例,明确规定“户口增”、“田野辟”是考察地方官吏的主要标准。

    在刘秉忠、姚枢等的提议下,忽必烈又命王祯编写《农书》和《农桑衣食撮要》两书,指导地方农业生产。

    接着,忽必烈在汉族官僚的建议下,又颁布了一系列命令,严厉禁止蒙古军队的掠夺、屠杀及其他破坏农业生产之举。对统治区域的户口进行了一次大清查,将诸王贵族、权豪世家非法占为“驱口”的百姓追查出来,让他们编籍为民。

    忽必烈在重农的同时,也重视商业,信任商人,还任用各族商人出任中央政府的高官和各级政府的官吏。正是在忽必烈的重用下,出身汉族的财政官员王文统、出身花剌子模的阿合马、吐蕃人桑哥以及汉族商人卢世荣等,才先后以理财、经商爬上了高位。

    这个王文统,就是以经商而官至中书省平章政事。可惜这位以经商登上高位的王文统好景不长,正当他仕途得意平步青云之时,其女婿李璮在山东伺机造反。忽必烈大怒,倾全国兵力平叛,几日之内,就肃清叛乱。忽必烈采取首恶必办,胁从不问的善后方针,杀死李璮,处死王文统,稳定局势。为此,忽必烈下了一道旨意:

    “居大藩者,子弟不得亲政;父兄子弟并仕同途者,罢其子弟;诸侯总兵者,其子弟勿复任兵事。”又颁布了一份诏书:“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,汉人充总管,回回人充同知,永为定制。”

    平定了李璮的叛乱后,忽必烈重用儒吏,兴利除害,深得民心。江北地区,家给人足,境内大治。

    在忽必烈汗登上汗位之初,蒙古大将霸都鲁向忽必烈建议道:

    “臣曾随父辈征战东方之地,观幽燕之地,龙盘虎踞,形势雄伟,南控江淮,北连朔漠,为中原之要冲。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。大王果欲经营天下,驻跸之所,非燕京不可。”

    忽必烈闻之,颇为心动,询之于刘秉忠等人,刘秉忠奏道:

    “漠南汉地已归我所有,中原、江南亦旦夕可下,故而定鼎、驻跸之所不应再在漠北。和林地广人稀,气候寒冷,交通多有不便,不宜对全国进行有效的统治。陛下可参考唐朝的两都制和辽金的陪都制,以燕京为国都,以开平为陪都,亦无不可。”

    忽必烈闻言大喜,下令成立提点宫城所。责成刘秉忠、谢仲温等负责新城址的选定,城池、宫阙的规划,包括祖社朝市之位、经营制作之方等;张柔、张弘略父子、段天佑、也黑迭儿等行工部事,领导宫城的修建工作;郭守敬负责新都的水利建设。

    刘秉忠受命营建新都城的宫城。经过实地勘测,对大都进行了总体设计。他完全遵循了《周礼?考工记》的规定和《周易》中阴阳八卦的原则,将儒家文化完美地结合在一起,建造了这一座旷古绝今,美奂美轮的都城。大都严格辨方正位,依照《周礼?考工记》“国中九经九纬,经途九轨”的说法,大都城内东西南北各有九条大街,其中大街宽二十四步,小街宽十二步,胡同宽六步,又据《考工记》“左祖右社”的要求,将太庙建于齐化门内,社稷坛位于平则门内,一东一西,一左一右;朝廷及官署在南,市场则集中在积水潭北岸的日中坊,正是依照“面朝后市”、“日中而市”的记载而设计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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